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接连发动了１９９１年的海湾战争、１９９９年的科索沃战争、２００１年的阿富汗战争和２００３年的伊拉克战争。美国频繁地发动这些战争的深层次原因何在？美国动武的对象为何大多是没有融入全球化或完全与外部世界隔绝的国家？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安全思维到底发生了哪些根本性的变化？这些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战争分析学教授托马斯・巴尔耐特（Ｔｈｏｍａｓ Ｐ．Ｍ．Ｂａｒｎｅｔｔ）在其《五角大楼的新蓝图》（Ｐｅｎｔａｇｏｎ＇ｓ Ｎｅｗ Ｍａｐ?Ｗａｒ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一书中，提出了他对上述问题的新颖而耐人寻味的解答。巴尔耐特指出，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试图“找出一项控制世界的理论，以及一个与之相伴而生的军事战略。现在，一项符合这些要求的主导性理论出现了”。该理论的核心内容是：确认世界上“与全球化隔绝”的、必然会给美国带来威胁的“黑洞”地区，并积极主动地向这些地区（经常以战争的方式）输出“安全”。自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１日以来，巴尔耐特一直在向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提供咨询，并把他的这一理论不断地推销给五角大楼和美国的情报机构。
巴尔耐特把当前的世界分为两个部分：全球化真正植根的地区，以及与全球化隔绝的地区。以互联网普及、金融交易便捷和信息自由流通为特征的全球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政府稳定、生活水平上升，非正常死亡的人大多是自杀所致，而非谋杀。这些地区是“正常运转的核心”，简称为“核心”（Ｃｏｒｅ）；在那些全球化程度过低或完全与世界隔绝的地区，“政治上独裁的政权像瘟疫一样普遍，贫穷和疾病四处肆虐，谋杀事件司空见惯，长期的冲突使之成为未来的全球恐怖分子滋生的温床”。这些地区是“非一体化的黑洞”，简称为“黑洞”（Ｇａｐ）。
巴尔耐特认为，目前世界上的“核心”地区包括：北美洲、南美洲的大部分地区、欧洲联盟、普京治理下的俄罗斯、日本和亚洲新兴的经济体（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南非，这些国家大致占全球６０亿人口的４０亿。除了上述“核心”地区以外的世界其他部分均为“黑洞”地区的成员或“接合部国家”。
巴尔耐特指出，对于“美国计划在下一步的军事打击目标是谁？”这个世人瞩目的问题，冷战以来的事实已经为该问题提供了一个简明的答案：在“黑洞”地区。美国在进行反恐战争的同时，必须力争在“核心”地区与”黑洞”地区的交界处的“接合部国家”，阻止恐怖网络进入“核心”地区。”核心”地区的国家将在“接合部国家”采取行动，阻止和消灭来自于“黑洞”地区的恐怖主义、贩毒等活动。典型的“接合部国家”包括：墨西哥、巴西、南非、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希腊、土耳其、巴基斯坦、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
如何消除“黑洞”地区的威胁？巴尔耐特也有其独到的见解。他提出的“个人版本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内容是：（１）增加全球化“核心”地区的“免疫能力”，即防范能力，以便应对类似于９・１１事件的混乱；（２）把“接合部国家”作为防火墙，阻止来自于“黑洞”地区的可怕的“出口产品”，如恐怖主义、毒品、恶性传染病等，进入全球化“核心”地区；（３）最为重要的是，要缩小“黑洞”地区。经过五十年的努力，美国已经成功地把安全“出口”到全球化的“旧核心”地区（西欧和东北亚）；在错误地发动越南战争之后，经过二十五年的努力，把安全“出口”到全球化的“新核心”地区（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但是，美国在向中东“出口”安全方面所作的努力一直是不连续的；在非洲几乎就未进行这方面的尝试。巴尔耐特特别强调：中东地区是美国采取缩小“黑洞”地区行动时最好的首选目标。
笔者认为，巴尔耐特的上述观点中有许多合理成分。因为我们如果对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军事干涉行动进行总结，就会发现绝大多数的军事干涉发生在全球化“核心”地区之外，即集中于加勒比海地区、几乎整个非洲、巴尔干地区、高加索地区、中亚和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这些地区拥有全球的２０亿人口，根据世界银行划定的标准，这２０亿人中的绝大多数属于“低收入”或“中低收入”阶层（每人每年的收入低于３０００美元）；美军采取军事干涉行动的大多数地区，与“黑洞”地区是重合的；如果一个国家游离于全球化的进程之外，或者拒绝接受与全球化进程相伴的多数规则与信息，美国最终向这个国家派出军队进行干涉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与之相对应，如果一个国家大体上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正常运转，美国向该国派出军队以便恢复秩序和消除威胁的可能性极小。
我们如果把美国近期进行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与美国在过去十年里所采取的军事干涉行动联系起来，一条明确的脉络就浮现出来：一个国家遭受美国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与它的全球化程度成反比。“基地”组织最初把大本营设在苏丹，随后又转移到阿富汗，其原因相当简单：苏丹和阿富汗是两个与世界的隔绝最严重，全球化程度最低的国家。我们不妨再考察一下美军特种部队最近部署的地区：巴基斯坦的西北部、索马里和也门，它们都属于“黑洞”地区。在全球的各个角落，受到美国军事干涉的地区无一例外地属于“黑洞”地区的成员。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美国开始系统而长期地向“黑洞”地区“出口”安全之前，“黑洞”地区一直在逐步升级地以恐怖主义行动和其他引发混乱的形式，向全球化“核心”地区“出口”它的苦难。本・拉登和”基地”组织都无疑是“黑洞”地区的“产品”。实际上，这是全球化“黑洞”对全球化“核心”的最残酷的回应，它显示出美国不顾及这些陷入无政府状态的地区的死活，就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许多美国人对９・１１事件的第一反应就是高呼“我们不能再依赖于海外的石油，进而就不必与那些‘黑洞’地区的人们打交道。”这种天真的梦想是极端错误的，减少“黑洞”地区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化“核心”地区之间本来就少得可怜的联系，只会在长期内使“黑洞”地区对美国的威胁变得越来越大，美国不能像鸵鸟一样自欺欺人地把头伸进沙子里逃避危险。
值得庆幸的是，美国并非唯一一个忙于在”接合部国家”阻止和消灭恐怖主义的国家，俄罗斯在车臣、高加索地区进行反恐战争，中国和一些中亚国家也在它们的边境地区开展反恐行动，而澳大利亚针对巴厘岛爆炸案、西班牙针对３月１１日的列车连环爆炸案都采取了反恐行动。
但是，仅仅依靠美国向“黑洞”地区“出口”安全来缩小“黑洞”是远远不够的。这是因为：第一，美国出口“安全”的目的值得怀疑。美国对“黑洞”地区采取军事干涉行动，往往是以实现和促进美国私利为首要目标的，或者出于美国国内政治的需要。美国在２００３年发动伊拉克战争时，宣称是要消除萨达姆政权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但美国迄今都未能在伊拉克找到这类武器。控制中东石油、把伊拉克作为实施“中东民主化大计划”的突破口，才是美国的本意。而且，美国还是向伊拉克提供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材料的罪魁祸首，美国这样做反而是在出口“不安全”。第二，美国对于至于自身的行动对国际社会、国际法或平民是否会造成灾难性后果，一直漠不关心。例如，美国在科索沃战争中使用了贫铀弹，在伊拉克战争误伤了许多平民，并且置国际法于不顾；由于发生在卢旺达等国家的大规模种族屠杀与美国的利益关联不大，美国就对它们视而不见。第三，对于“黑洞”地区所产生的一系列难题，如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艾滋病、难民等全球化问题，美国根本无力单独应对，它必须与其它国家进行合作。美国应该与“核心”地区的其他国家一起，向非洲提供更多援助，共同努力促成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减少不同地区之间发展水平悬殊。“黑洞”地区与“核心”地区能否实现一体化，也最终依赖于“黑洞”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更多的私人投资，而不是美国的军事干涉行动，因为正如美军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谢尔顿所言，“美国的军队是一个使人恐惧的锤子，但并非所有的难题都是一个钉子”。所有的一切都必须从“黑洞”地区实现安全开始，因为自由市场和民主无法在连绵不绝的冲突中得到生存和发展。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到９・１１事件发生之前这段时期，美国一直把那些与美国经济、军事实力相当的国家视为潜在的“战略对手”。在冷战期间，美国把苏联视为头号敌人。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又开始担心统一的欧洲、经济发展强劲的日本和日益崛起的中国。“黑洞”地区长期被美国遗忘和忽视。但在９・１１事件之后，美国对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安全思维都进行了重新定位，美国被从准备与“势均力敌的国家”进行高科技战争的抽象计划之中拉回了现实，美国对于面临的主要威胁的本质的判断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它再也无法对“黑洞”地区视而不见，转而把反恐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作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两大首要目标，并且认同”与世界隔绝就意味着威胁”的观点。而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战略意图以及在此后在整个中东地区推行“大中东民主化计划”，增加对外发展援助以应对”黑洞”地区的即时而现实的威胁的种种举措，也反映出巴尔耐特的向“黑洞”地区“出口”安全的观点已经在美国当前的外交政策实践中得到体现。
针对美国当前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安全思维的上述变化，中国需要及时调整对美政策和外交政策。首先，中国应该继续强化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方面与美国的合作。中国在近期相继公布《中国导弹及相关物项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２００２年）、《中国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２００２年）、《敏感物项和技术出口许可证暂行管理办法》（２００３年）、《中国的防扩散政策和措施》（２００３年）等，这些条例的通过，不但有利于维护中国自身的安全，树立中国的良好国际形象?也使美国的一些反华势力失去了攻击“中国从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口实。中国在北朝鲜核危机中所发挥的建设性的重要作用，也已经得到美国的肯定和积极回应。第二，中国可以借助美国领导下的国际反恐大气候，根除中国西部边境地区的恐怖组织和势力。美国的反恐战争是全球性的，美国国务院在２００３年把中国新疆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确定为恐怖组织，这对中国孤立境内的恐怖组织和维护统一是相当有利的。第三，中国现在既然不再是美国的“潜在战略对手”，就应该谋求中美关系的进一步稳定和良性化。美国现在把战略重点放在反恐战争、防扩散和推进“中东民主化”这三个问题上，而非“遏制”或孤立中国，这就使中国赢得了难得的宽松的国际环境。我国政府提出今后二十年是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以及中国能够实现“和平崛起”的政策主张，就是在上述背景下提出的，也是适时而动的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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